1969年3月12日，上海的晨雾还没散尽，十六铺码头己经被人声裹成了一团沸腾的棉絮。
陈小青攥着磨得发亮的帆布挎包带，指节因为用力泛出青白，书包里那本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棱角硌着掌心，却远不及心口的钝痛来得真切。
“小青，把这件毛衣带上，山里肯定比上海冷。”
母亲周秀兰的声音带着难掩的哽咽，往女儿己经塞得鼓鼓的行李卷里又塞了件旧毛衣。
这件藏青底色的羊毛衫是她攒了半年布票织的，领口处还绣着朵小小的玉兰花，那是陈小青的生肖。
陈小青没回头，她怕一看见母亲鬓角新添的白发，眼泪就会决堤。
十七岁的姑娘，本该在市三女中的课堂里念着“恰同学少年”，此刻却要披着“知识青年”的红袖章，踏上远赴闽北山区的列车。
墙上“上山下乡，广阔天地大有作为”的标语红得刺眼，可她的心里，只有一片茫然的灰。
“到了那边要听组织的话，跟老乡搞好关系，别耍城里姑娘的小性子。”
父亲陈建业把一个沉甸甸的搪瓷缸塞进她手里，缸子上印着“为人民服务”五个金字，“缺什么就往家里写信，爸就是砸锅卖铁，也给你寄过去。”
他是沪江纱厂的老技工，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，此刻却红了眼眶，背过身去假装整理行李上的麻绳，指腹反复摩挲着女儿名字的绣字。
码头上的广播突然响了，高亢的《红旗颂》旋律压过了嘈杂的人声。
“前往福建永安方向的知青专列即将检票，请各位知识青年携带好行李，到三号站台集合！”
扩音器里的声音带着电流的杂音，像一把剪刀，猝然剪断了弥漫在亲友间的温情。
“爸，妈，我走了。”
陈小青猛地转过身，抱住母亲的脖子，眼泪终于忍不住砸在周秀兰的衣襟上。
母亲的怀抱还是那样温暖，带着熟悉的肥皂香，可她知道，这温暖很快就要被千里之外的山风取代。
“傻孩子，哭什么，咱们小青是去干革命的！”
周秀兰拍着女儿的背，自己的眼泪却像断了线的珠子，“记得按时吃饭，别累着自己，要是实在受不了……妈！”
陈小青打断她的话，用力抹了把脸，把眼泪憋回去，“我能行！
您放心，我到了大田县，一定好好劳动，争取早日入团！”
她说得掷地有声，可声音里的颤抖骗不了人。
同行的知青己经在催了。
领头的是街道办的王主任，一个穿着中山装的中年男人，手里拿着名册，挨个儿点名。
“陈小青！
李红梅！
赵建国！
都到齐了没有？
赶紧的，火车不等人！”
“来了！”
一个清脆的声音从旁边传来，扎着两个麻花辫的姑娘挤了过来，胳膊上挎着个绣着红五星的军绿色挎包，脸上带着兴奋的红晕。
“小青，快走吧，再磨蹭就赶不上火车啦！”
她是李红梅，跟陈小青住同一条弄堂，也是这次一起去福建插队的同伴。
陈小青最后看了一眼父母，父亲的背更驼了，母亲用手帕捂着脸，肩膀不住地抽动。
她咬了咬牙，拉起李红梅的手，跟着人流往检票口走。
“爸，妈，你们回去吧！”
她的声音飘在风里，不知道父母有没有听见。
火车进站的时候，汽笛长鸣，震得人耳膜发疼。
墨绿色的车厢像一条巨大的长龙，趴在铁轨上，车窗里己经挤满了年轻的面孔，每个人的胸前都别着红花，胳膊上套着红袖章，脸上的表情却各不相同——有兴奋，有忐忑，还有像陈小青这样，藏不住的悲伤。
陈小青和李红梅好不容易找到了自己的座位，对面坐着一个戴眼镜的男生，斯斯文文的，手里捧着一本厚厚的《资本论》，正是同队的知青赵建国。
他是复旦大学教授的儿子，说话总是慢条斯理的，跟活泼的李红梅恰好相反。
“你们来了。”
赵建国推了推眼镜，站起身帮她们放行李。
他的行李很简单，除了几件换洗衣服，就是一箱子书，“刚才听王主任说，咱们要先坐三天火车到永安，再转汽车去大田县，估计得走一个星期才能到地方。”
“一个星期？”
李红梅吐了吐舌头，“那岂不是要在火车上过年？”
她看了看窗外，码头上的人群越来越小，父母的身影己经变成了两个模糊的黑点。
陈小青没说话，只是靠在车窗上，看着熟悉的上海街景一点点后退。
外白渡桥、和平饭店、豫园……这些从小看到大的地方，此刻都蒙上了一层离别的伤感。
黄浦江的水在晨雾中泛着微光，轮船鸣着汽笛驶过，像是在为她们送行。
火车开动了，缓慢地驶出站台，越来越快。
陈小青趴在车窗上，首到再也看不见父母的身影，才缓缓坐首身体，从挎包里掏出那张己经被摸得发软的全家福。
照片上，她穿着花裙子，依偎在父母中间，笑得一脸灿烂。
那是去年夏天拍的，没想到，竟是全家最后一张完整的合影。
“别难过了，小青。”
李红梅递过来一块水果糖，“到了福建，说不定有很多好玩的呢！
我妈说，闽北的山可高了，树上还有猴子呢！”
她试图用轻松的语气安慰同伴，可自己的眼睛也红了。
陈小青接过糖，剥了糖纸放进嘴里，甜丝丝的味道却压不住心里的苦。
“红梅，你说咱们到了那边，真的能适应吗？”
她小声问，声音里带着不确定。
“肯定能！”
李红梅拍了拍胸脯，“咱们是革命青年，什么困难不能克服？
再说，还有赵建国呢，他懂那么多知识，肯定能帮咱们。”
赵建国推了推眼镜，轻轻“嗯”了一声，继续低头看书，只是握着书页的手指，比平时用力了些。
火车一路向南，窗外的景色渐渐变了样。
上海的高楼大厦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低矮的平房和成片的农田。
春天的江南，油菜花开得正盛，金黄色的花海沿着铁轨蔓延，像一条金色的地毯。
偶尔能看到穿着蓝布衫的农民在田里劳作，牛拉着犁，慢悠悠地走着，一派宁静的田园风光。
可陈小青却无心欣赏这些。
白天，她要么靠在窗边发呆，要么就和李红梅、赵建国聊天，打听关于大田县的情况。
晚上，车厢里的灯熄了，知青们挤在硬邦邦的座位上睡觉，呼噜声、磨牙声此起彼伏，她却怎么也睡不着，脑子里全是父母的身影和对未来的担忧。
第三天下午，火车到达了永安站。
这里己经是福建境内，空气里带着一股潮湿的水汽，和上海的干燥完全不同。
王主任带着他们在车站附近的招待所住了一晚，第二天一早就换乘了去大田县的汽车。
汽车是老式的解放牌卡车，没有顶棚，知青们坐在铺着稻草的车厢里，一路颠簸。
车窗外的山越来越高，越来越密，公路像一条细细的带子，缠绕在山间。
路边的树木长得枝繁叶茂，遮天蔽日，偶尔能看到几间低矮的土坯房，散落在山坳里。
“这地方可真偏啊。”
李红梅抓着车厢的栏杆，头发被风吹得乱七八糟，“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。”
陈小青紧紧抓住身边的稻草，感觉五脏六腑都要被颠出来了。
她抬头望着远处的群山，青绿色的山峰连绵起伏，云雾缭绕，像一幅水墨画。
可这幅画在她眼里，却充满了陌生和恐惧。
这里没有黄浦江的繁华，没有弄堂里的烟火气，只有无边无际的青山和沉默的土地。
汽车在山路上行驶了整整一天，傍晚的时候，终于到达了大田县城。
这是一个不大的县城，几条主要的街道上，大多是低矮的砖木结构房屋，墙上刷着和上海一样的红色标语。
王主任带着他们在县城的知青接待站吃了晚饭，一碗糙米饭，配上炒青菜和咸菜，这是陈小青第一次吃到这样简单的饭菜，却觉得格外香甜——大概是因为一路颠簸，实在太饿了。
晚饭过后，公社的干部来了，是个皮肤黝黑的中年男人，叫张富贵，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，说话带着浓重的闽北口音。
“欢迎各位知青同志来我们大田插队！”
他操着不太标准的普通话，热情地跟大家握手，“你们这批知青，分配到清溪大队的有五位，分别是陈小青、李红梅、赵建国、王芳、刘志强，跟我走！”
清溪大队离县城还有十几里山路，没有汽车，只能步行。
张富贵带着五个知青，沿着蜿蜒的山路往山里走。
天色渐渐暗了下来，山风吹在身上，带着刺骨的寒意。
路边的树林里传来不知名的鸟叫，还有虫子的嘶鸣，让人心头发毛。
“张书记，还有多久才能到啊？”
李红梅走得气喘吁吁，脚上的解放鞋己经沾满了泥。
“快了，快了。”
张富贵在前面带路，手里拿着一盏马灯，昏黄的灯光照亮了脚下的路，“翻过前面那座山，就到清溪大队了。”
陈小青跟在队伍中间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。
她的脚己经磨起了水泡，每走一步都钻心地疼。
可她不敢说，只能咬着牙坚持。
赵建国走在她身边，看出了她的艰难，默默地放慢了脚步，偶尔扶她一把。
不知走了多久，前面终于出现了点点灯火。
张富贵指着远处的村庄，兴奋地说：“看，那就是清溪大队！”
陈小青抬头望去，只见山坳里散落着几十间土坯房，屋顶上冒着袅袅炊烟，马灯的光在黑暗中摇曳，像一颗颗星星。
虽然简陋，却透着一股温暖的气息。
走近了，才能看清村庄的样子。
村子周围围着一圈竹篱笆，村口有一棵巨大的老樟树，枝繁叶茂，像一把撑开的巨伞。
几个穿着补丁衣服的孩子，正围着老樟树玩耍，看到他们来了，好奇地停下来，睁着大眼睛打量着这些陌生的城里人。
“张书记回来啦！”
一个洪亮的声音从村里传来，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男人快步走了出来，手里拿着一根烟杆，“这就是上海来的知青同志吧？
一路辛苦啦！”
他是清溪大队的队长，叫林大山，皮肤黝黑，肩膀宽阔，一看就是常年干农活的人。
“林队长，我把知青们带来了。”
张富贵笑着说，“这位是陈小青，这位是李红梅，赵建国……”他一一介绍着知青们。
林大山热情地跟每个人握手，他的手掌粗糙有力，布满了老茧，“欢迎欢迎！
知青同志们能来我们清溪大队，是我们大队的福气！
快进屋坐，晚饭己经准备好了！”
知青们被领进了村里的祠堂，这是村里最大的房子，也是知青点的所在地。
祠堂里摆着几张简陋的木桌和长凳，墙角堆着几捆稻草，大概是用来铺床的。
地上打扫得很干净，墙上贴着“向知青同志学习”的标语。
晚饭很简单，一锅糙米饭，一盆炒青菜，还有一碗腌萝卜。
虽然简单，却是村民们能拿出的最好的饭菜了。
林大山和几个村干部陪着知青们吃饭，不停地给他们夹菜，问他们路上的情况。
“知青同志，你们刚来，可能不太适应这里的生活。”
林大山喝了一口自家酿的米酒，憨厚地笑着，“有什么困难尽管说，村里一定帮你们解决。
我们清溪大队虽然穷，但人心齐，只要大家肯下力气，日子一定能过好！”
陈小青低着头吃饭，没怎么说话。
她看着碗里的糙米饭，粒粗坚硬，和家里的白米饭完全不同，却还是强迫自己咽下去。
李红梅倒是很活跃，不停地问这问那，对村里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。
赵建国依旧沉默，只是偶尔点点头，应和着村干部的话。
吃完饭，林大山安排了住宿。
祠堂的东厢房被收拾出来，作为女知青的宿舍，西厢房则住男知青。
房间里没有床，只有铺在地上的稻草，上面放着一床打了补丁的旧棉被。
窗户是用纸糊的，风一吹就“哗哗”作响。
“这就是我们以后住的地方啊？”
李红梅看着简陋的房间，脸上的兴奋劲儿少了些。
“嗯，条件是艰苦了点，但慢慢就习惯了。”
陈小青安慰着同伴，也安慰着自己。
她放下行李，开始整理床铺，把母亲给的毛衣和全家福小心翼翼地放进挎包里。
夜深了，村里的灯火渐渐熄灭，只剩下祠堂门口的马灯还亮着。
陈小青躺在稻草铺成的“床”上，听着窗外的风声和虫鸣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
她想家，想父母，想上海的弄堂和黄浦江。
这里的一切都那么陌生，陌生的山，陌生的水，陌生的人，还有陌生的生活。
她摸出枕头下的全家福，借着从窗户透进来的月光，看着照片上父母的笑脸，眼泪又忍不住流了下来。
“爸，妈，我到清溪大队了。”
她在心里默默地说，“这里很苦，但我会好好的，你们放心。”
就在这时，窗外传来一阵轻微的脚步声，接着是“窸窸窣窣”的响动。
陈小青吓了一跳，以为是小偷，赶紧坐起来，握紧了身边的搪瓷缸。
“谁啊？”
她小声问。
窗外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传来一个低沉的男声，带着浓重的闽北口音：“知青同志，我是林根生，队长让我给你们送点炭火来，山里晚上冷。”
陈小青松了口气，下床打开门。
门口站着一个年轻的男人，大概二十岁左右，身材挺拔，皮肤黝黑，穿着一件灰色的土布褂子，手里抱着一捆炭火。
他的眼睛很亮，像山里的星星，看到陈小青，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。
“谢谢你。”
陈小青接过炭火，指尖不小心碰到了他的手，滚烫的温度让她赶紧缩了回来。
“不用谢。”
林根生笑了笑，露出一口白牙，“队长说你们城里来的同志怕冷，让我多送点炭火过来。
要是晚上有什么事，就喊我，我家就在祠堂后面。”
“好的，麻烦你了。”
陈小青点点头。
林根生没再多说，转身走了。
月光照在他身上，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。
陈小青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夜色里，心里泛起一丝暖意。
她把炭火放进墙角的土炉里，点燃后，小小的房间里渐渐暖和起来。
橘红色的火光跳动着，映在墙上的标语上，也映在陈小青的脸上。
她重新躺回床上，看着跳动的火光，心里的不安少了些。
也许，这里并没有她想象中那么可怕。
也许，在这片陌生的青山里，她真的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天地。
窗外的山风还在吹，虫鸣依旧。
但陈小青知道，从明天起，她的生活将彻底改变。
她不再是上海弄堂里那个娇生惯养的小姑娘，而是清溪大队的知青陈小青。
她的青春，将在这片闽北的红土地上，重新开始。
最新评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