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翌日清晨，我再去送早膳时，见他眼窝深陷，面色灰败，一夜之间仿佛苍老了十岁。

他强撑着维持镇定，但那强撑之下的惶然与绝望，如何能瞒过在深宫看过无数起伏跌宕的眼睛？

他挥挥手，示意我出去，声音疲惫不堪：

「无事不必进来。」

我知道，这已不是寻常家务，而是关乎他仕途乃至性命的风波。

他垮了，这个家也就散了。

我这点微末的「主母」体面，将荡然无存。

退回自己房中，我静坐了片刻。

窗外天色阴沉，压得人喘不过气。

我打开妆匣底层，取出一个用软布包裹的旧物——那是一枚小巧的、毫不起眼的乌木牌，上面刻着一个模糊的印记。

这是离宫前，那位曾受过我一点小恩惠、如今在司礼监某位大太监手下当差的老太监偷偷塞给我的。

他说：「姑娘日后若遇实在过不去的难处，可凭此物，去南城『永顺』茶铺寻王掌柜，或能递上一句话。切记，非万不得已，不可动用。」

如今，算不算万不得已？

我攥紧了那枚冰凉的木牌，指尖微微发颤。

宫里的生存之道再次浮现：

要么不动，动则必求一击中的，且绝不能留下任何把柄。

我没有亲自出面。

我寻了个由头，让一个绝对可靠、嘴巴极严的老仆，带着木牌和一份厚礼，以及我斟酌再三、写下的几句关乎「漕粮稽延或有内情、望能稍加详查」的隐晦说辞，悄悄去了南城那间不起眼的茶铺。

此事做得极其隐秘，连陆文清都毫不知情。

我能做的，仅止于此。

官场风波，岂是我一介深宫妇人能真正左右的？

无非是尽人事，听天命。

而我能尽的另一份「人事」，便是照顾好病中的他。

焦虑和寒气交攻之下，陆文清当夜便发起了高烧。

病势来得汹汹，他浑身滚烫，却牙关紧咬，不肯声张，更不肯请医——

大约是怕此时请医，落人口实，显得他心虚怯懦。

我当机立断，封锁了他病倒的消息，只说是偶感风寒，需要静养。

然后，亲自守在了他床边。

煎药、喂水、擦拭降温，皆不假手他人。

我知道，此刻府中人心惶惶，任何一点风声走漏都可能引来不必要的麻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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